日本正在重演军国主义的老路,这并非危言耸听,而是现实正在一步步逼近的事实。
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现任首相,不久前在国会答辩中公然抛出涉台挑衅言论,暗示在所谓“存亡危机事态”下,日本可能动用武力介入台海。
这句话像一记闷雷,在东亚政治天幕上炸开。
不少人试图将其解释为“政治表态”或“国内舆论操作”,但军事专家陈虎说得清楚:这不是表态,这是对亚太秩序的直接挑战,是对战后国际体系的蓄意冲击。
更令人警觉的是,这样的言论背后,是一整套正在加速运转的军事战略重构体系——日本正从“专守防卫”向“攻防兼备”全面跃迁,其军备发展速度、规模与指向性,已经远超一般国家正常防卫需求的范畴。
高市早苗不是孤立个体,她的言论也不是临时起意。
日本政界长期以来存在一股推动“军事正常化”的暗流,从冷战结束至今,这股力量从未停歇。
只不过在不同时期,有人快走,有人慢行,有人高调,有人低调,但方向始终未变。
如今高市早苗不过是以更赤裸的方式,把过去几十年日本政界小心翼翼藏在幕后的战略意图,直接摆上了台面。
她所谓的“存亡危机”,说到底,不过是为军事扩张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。
一只习惯吃肉的野兽,当它发现猎物不再轻易就范,便开始哀嚎自己的“生存受到威胁”。
这逻辑荒谬,但正是日本某些政客惯用的话术。
真正值得深究的,不是高市本人说了什么,而是她说这话时,日本军力发展已经走到了哪一步。
一位长期研究日本军力发展的学者指出,当下日本“强军壮武”的整套操作流程,从理念到实践,与二战前的扩军备战几乎如出一辙。
这不是比喻,而是事实。
二战前的日本,以“国家生存”为名,不断突破《华盛顿海军条约》限制,大力发展主力舰、航母与航空兵,最终走上全面侵略的道路。
今天的日本,同样打着“安全保障”旗号,大肆扩充远程打击能力、重建航母战斗群、恢复军国主义时代军衔称谓,甚至用“加贺”“出云”这类极具历史象征意义的舰名命名现代战舰。
这种刻意的历史呼应,绝非偶然。
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推进的“2万吨级驱逐舰(ASEC)”项目,本质上就是轻型航母的变体。
配合F-35B隐身舰载机,其对海对岸打击半径轻松突破1000公里。
陆上自卫队则在2026年计划部署射程1000至1500公里的增程型岸舰导弹,2027年列装高超声速滑翔弹。
航空自卫队同步引进美制远程巡航导弹,升级投射平台,构建空地一体精确打击体系。
这些动作不是零散的装备更新,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远程攻击力量建设方案。
日本官方称之为“防区外打击能力”,但谁都清楚,这种能力一旦成型,目标绝不仅限于“防御”。
所谓“专守防卫”,早已名存实亡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日本的军事转型并非突然发生,而是通过几十年的“渐进式突破”实现的。
战后日本在美国默许下保留了自卫队,但被严格限制于本土防卫。
然而从1990年代海湾战争开始,日本就不断寻找“走出去”的机会。
1992年《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》、2001年《反恐特别措施法》、2003年《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》、2015年《和平安全法制》……每一步都在松绑,每一次都在试探国际社会的容忍底线。
如今高市早苗的言论,不过是这套策略走到关键节点时的必然产物。
她不是起点,而是临界点。
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?
必须承认,美国是未能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的罪魁祸首。
1945年战败之后,日本本应像德国一样,对战争责任、军国主义思想、核心决策层进行系统性清算。
但冷战的迅速到来改变了这一切。
美国需要日本作为东亚反共桥头堡,于是迅速扶持岸信介等战时官僚重返政坛,对天皇制予以保留,对靖国神社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对历史教科书审查放任自流。
结果就是,日本社会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战争的反思。
所谓“反战”,本质是“反战败”——不是反对战争本身,而是痛惜战败的代价。
这种思想底色,决定了日本对军事扩张的内在冲动从未消失。
陈虎说得尖锐:战后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、军国主义思想,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的核心决策人物进行过清算吗?
都没有。
所以从本质上讲,日本根本没变。
这话听起来刺耳,但符合事实。
日本政界至今仍有人公开参拜靖国神社,教科书仍淡化南京大屠杀、强征“慰安妇”等暴行,媒体仍使用“进出亚洲”“解放亚洲”等美化侵略的措辞。
高市早苗的祖父就是侵华日军军官,她本人多次表达对战时体制的认同。
这种历史观上的连续性,决定了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绝非偶然。
台湾是中国内政,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准则。
但日本某些政客偏偏要挑战这一底线。
他们鼓吹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,把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歪曲为“威胁”,进而为自身扩军制造合法性。
鸠山由纪夫看得明白: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在煽动危机,借机扩张军力。
他强调,日本一直尊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不应介入。
这话出自一位前首相之口,分量很重。
可惜的是,高市早苗显然没打算听。
她的言论不仅引发中国强烈抗议,连日本国内也一片反对声浪。
野田佳彦、鸠山由纪夫、石破茂三位前首相罕见地集体发声,批评高市言论“越界”“轻率”“危险”。
野田直言“深感震惊”,认为她“独自贸然行动”可能引发严重后果。
石破茂则指出,历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向避免作出明确断定,高市的做法打破了这一政治默契。
冈田克也更直接:她似乎以为这种强硬姿态能赢得自民党支持层好感,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误判。
《冲绳时报》甚至在社论中喊话:“别轻易谈论参战。”
这些声音说明,即便在日本政界内部,高市的激进路线也远未获得共识。
但问题在于,反对声音再大,也挡不住军事机器的加速运转。
日本2022年《国家防卫战略》正式提出从“专守防卫”转向“攻防兼备”,2025年新版《防卫白皮书》将中国定位为“最大战略挑战”。
这不仅是文字游戏,更是战略转向的官方背书。
所谓“攻防兼备”,核心就是发展先发制人能力。
而“水陆机动团”的组建,被视为这一转向的标志性举措——这是日本战后首支具备两栖登陆作战能力的部队,其训练科目包括夺岛、登陆、城市巷战,目标指向一目了然。
日本在构建远程攻击力量上双管齐下:一方面砸重金采购美国“战斧”巡航导弹,另一方面加速国产远程弹药研发。
计划到2032年建成“七大作战能力”,其中“防区外打击能力”居于核心。
这意味着日本不再满足于被动防御,而是要主动塑造战场态势,甚至在冲突爆发前就实施远程打击。
这种战略思维,与二战前日本海军“渐减邀击作战”思想何其相似——都是试图在战争初期就掌握主动权,通过先发制人获取优势。
技术层面的解读远远不够。
日本军备发展的本质,不是“能不能”,而是“想不想”。
高超声速武器、远程导弹、航母战斗群……这些装备本身并无善恶,但当它们被置于一个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历史、政界充斥着历史修正主义者、社会对侵略战争缺乏普遍忏悔的国家手中时,其危险性就成倍放大。
日本学者自己都承认,当前军力扩张的节奏与二战前高度相似。
这不是巧合,而是历史逻辑的延续。
日本对外扩张的内部逻辑从未改变。
19世纪末,它以“文明开化”为名吞并琉球、侵略朝鲜;20世纪初,以“黄种人对抗白种人”为号召发动日俄战争;1930年代,打着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旗号全面侵华。
每一次,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,每一次,都是赤裸裸的扩张。
今天的“安全保障”“区域稳定”“自由开放的印太”,不过是新瓶装旧酒。
高市早苗所说的“存亡危机”,实质是日本长期抱有的“资源焦虑”“地缘焦虑”在新时代的投射——它始终认为自己被围困,必须向外突破才能生存。
但外部环境早已不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,国际联盟软弱无力,大国奉行绥靖政策。
今天的东亚,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、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坚定的国家意志。
任何试图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,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
日本若真以为可以重演历史,那将是致命的战略误判。
中国不是1930年代的中国,亚太也不是任人宰割的殖民地。
高市早苗的言论之所以危险,不仅在于其内容本身,更在于它释放的信号效应。
在一个核武国家密集、大国博弈加剧的区域,任何模糊战略意图、煽动危机情绪的言行,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更可怕的是,这种言论正在与实际军力建设形成“言行合一”的闭环:政客放狠话制造危机感,军方借机要预算扩军备,扩军后又需要新的威胁来证明其合理性。
如此循环,最终可能将整个地区拖入军备竞赛甚至冲突的泥潭。
日本社会内部并非没有清醒者。
鸠山由纪夫强调“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”,野田佳彦警告“独自贸然行动的危险性”,石破茂指出“历届政府的谨慎传统”——这些声音代表了日本政界中尚存的理性力量。
但问题是,这些声音能否压制住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?
从目前趋势看,答案并不乐观。
自民党内部,高市早苗代表的右翼保守派势力正在上升,他们主张“摆脱战后体制”,推动修宪,恢复“正常国家”地位。
而所谓“正常国家”,在他们语境中,就是拥有完整交战权、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军事大国。
日本海上自卫队用“加贺”命名航母,不是无心之举。
“加贺”号是旧日本海军参与偷袭珍珠港、进攻东南亚的主力航母,1942年中途岛海战中被美军击沉。
今天重新启用这个名字,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,更是一种象征性宣示:旧帝国海军的精神正在回归。
同样,计划将自卫队军衔改回“大将”“大佐”“大尉”,也是在刻意抹去战后民主改革的痕迹,重建军国主义时代的等级秩序与身份认同。
这些细节看似微小,实则意味深长。
军事媒体人王立羽说得准确:高市的表态绝非偶然,而是日本持续推进“军事正常化”进程的延续。
从吉田茂的“轻军备、重经济”,到中曾根康弘的“战后政治总决算”,再到安倍晋三的“积极和平主义”,日本历届政府在军事松绑问题上步伐有快有慢,但方向一致。
高市早苗不过是把这一进程推向了更激进的阶段。
她甚至不是最极端的——在日本政界,还有人主张发展核武器、废除和平宪法第九条、组建真正意义上的“国防军”。
高市的危险在于,她既有极端思想,又手握实权。
美国对这一切持什么态度?
表面上,美国鼓励日本“承担更多安全责任”,实际上,它乐见日本成为遏制中国的前沿力量。
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多次要求日本增加军费、采购美制武器、强化美日同盟。
拜登虽风格不同,但战略方向未变。
如今特朗普再次执政,其“美国优先”政策可能进一步逼迫日本自主防卫,从而加速其军事扩张。
但美国忘了,一个重新武装的日本,未必永远听命于华盛顿。
历史上,日本曾是美国在亚太最可靠的盟友,也曾是其最危险的敌人。
今天的扶持,会不会重演昨日的悲剧?
日本的军事战略突变,正在改变东亚安全格局。
过去几十年,中美日三角关系相对稳定,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,在经济上倚重中国。
但随着日本军事野心膨胀,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。
一旦日本实质性介入台海,中美日三方将陷入直接对抗,后果不堪设想。
高市早苗或许以为自己在“捍卫日本利益”,但实际上,她正在把日本推向战略悬崖。
一个没有历史反思能力、又急于重拾武力的国家,最容易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,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
高市早苗遭到前任首相批评,说明连日本政界精英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“言辞越界”“轻率危险”“独自贸然”——这些措辞已经相当严厉。
但在自民党内部,她的支持率并未因此下降。
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治生态的深层危机:理性声音被边缘化,极端立场反而获得掌声。
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发现,煽动对抗比倡导和平更能赢得选票时,和平就变得异常脆弱。
日本军力发展的每一步,都在试探中国的底线。
部署远程导弹、组建航母战斗群、强化两栖作战能力……所有这些,目标都指向台海及东海方向。
高市早苗的言论,不过是为这些军事部署提供政治掩护。
她试图让外界相信,日本扩军是“被迫的”,是“为了应对威胁”。
但事实恰恰相反:正是日本自身的军事扩张,才制造了新的威胁感知,进而形成恶性循环。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,但会押着相似的韵脚。
1930年代的日本,也是在经济危机、民族主义高涨、政军关系失衡的背景下,一步步走向战争。
今天的日本,虽无经济危机之虞,但少子老龄化、社会停滞、国际地位焦虑等问题同样深重。
某些政客将军事扩张视为解决国内困境的出路,这与当年“以战养战”的逻辑如出一辙。
不同的是,今天的中国不再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,今天的国际秩序也不再容忍赤裸裸的侵略。
高市早苗的挑衅言论,是一面镜子,照出了日本战略走向的真实面目。
她不是疯子,也不是孤立分子,而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长期战略的执行者。
她的危险,在于把过去几十年遮遮掩掩的事情,直接说了出来,并付诸行动。
而更危险的是,国际社会可能低估了这种转变的严重性,以为日本仍会保持克制。
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,低估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冲动,是东亚和平最大的隐患。
日本军事战略的“突变”,不是未来时,而是现在进行时。
从舰艇命名到军衔恢复,从远程导弹采购到航母战斗群建设,从“专守防卫”到“攻防兼备”,每一个环节都在加速。
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,不过是这场突变中最刺耳的音符。
真正的挑战在于,如何阻止这场突变演变为现实冲突。
这需要中国保持高度警惕,需要国际社会看清本质,更需要日本内部理性力量的觉醒。
可惜的是,时至今日,高市早苗既没有清醒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,显然也不愿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。
她或许以为,只要美国点头,日本就能为所欲为。
但她忘了,东亚的和平,不是由华盛顿单方面决定的。
中国的态度,才是决定日本战略能否得逞的关键。
任何试图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,终将撞上铜墙铁壁。
日本若执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,等待它的,不会是昔日的帝国荣光,而是历史的再一次审判。